在改革开放历史上，如何解决官员的积极性一直是很大的挑战。总体上讲，官员积极性很容易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过去是对官员过度激励，招商引资、地方政府“公司化”、GDP 锦标赛，官员积极性空前高涨，但这也导致基层权力失控、腐败失序；十八大以来对反腐风暴与八项规定，又导致官员战战兢兢、谨小慎微，“不作为”成为上上策。“不作为”虽说比“乱作为”要好，但官员大面积不作为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不能轻视。主要体现在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传达文件，形式主义至上。2018 年 9 月底中纪委发布《关于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工作意见》，明确点明：
比如，对中央精神只做面上轰轰烈烈的传达，口号式、机械式的传达，不加消化、囫囵吞枣的传达，上下一般粗的传达；在工作中空喊口号，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热衷于作秀造势；单纯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做表面文章、过度留痕，缺乏实际行动和具体措施。
有些部门和地方对党和国家鼓励、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发展的大政方针认识不到位，工作中存在不应该有的政策偏差，在平等保护产权、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等方面还有很大差距。有些政策制定过程中前期调研不够，没有充分听取企业意见，对政策实际影响考虑不周，没有给企业留出必要的适应调整期。有些政策相互不协调，政策效应同向叠加，或者是工作方式简单，导致一些初衷是好的政策产生了相反的作用。比如，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过程中，有的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惜贷不敢贷甚至直接抽贷断贷，造成企业流动性困难甚至停业；在“营改增”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规范征管给一些要求抵扣的小微企业带来的税负增加；在完善社保缴费征收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征管机制变化过程中企业的适应程度和带来的预期紧缩效应。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有的人发表了一些否定、怀疑民营经济的言论。比如，有的人提出所谓“民营经济离场论”，说民营经济已经完成使命，要退出历史舞台；有的人提出所谓“新公私合营论”，把现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曲解为新一轮“公私合营”；有的人说加强企业党建和工会工作是要对民营企业进行控制，等等。这些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不符合党的大政方针。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屡屡炮制“左的奇葩言论”，根本原因还是“越左越安全”的心态作祟。这一点甚至蔓延到了金融 机构。刘鹤副总理批评说：
有些机构的业务人员认为，给国有企业提供贷款是安全的，但给民营企业贷款政治上有风险，宁可不作为，也不犯政治错误。这种认识和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过去共产党员可以为了共和国的成立抛头颅、洒热血，今天的共产党员站在自己的部门利益上，不过就是牺牲一点自己的福利和权力，但是我们没有生命之忧、没有衣食之忧，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如果不能够把全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突破部门的利益，我们愧对为中华民族崛起而牺牲的先烈！
官员之所以出现“不作为”，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解释叫做“激励不兼容”。先听一个故事：• 有个名叫乔斯的墨西哥亡命之徒，在美国抢劫了一家银行，然后带着一大袋子钱逃回老家。美国警察不惜越过国界，抓住了乔斯。可乔斯被捕的时候，连个硬币都搜不出来，肯定把钱藏在什么地方了。乔斯只懂西班牙语，而警察只会说英语，于是在审问时他们找了个当地人当临时翻译。警察们拔出枪对准乔斯的脑袋，对翻译说：“告诉他，如果他不说出来，马上打死他！”翻译不敢怠慢，立即告诉乔斯：“警察说，如果你不说，他们就打死你。看着眼前黑洞洞的枪口，乔斯对翻译说：”告诉警察，我把钱藏在河边的桥上了。”翻译回头对警察们说：“乔斯说，打死他也不说。”接下来不用问，翻译一定是骑上快马直奔藏宝地点发财去了。这个笑话告诉我们，每个人都会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当你委托别人为你做一件事的时候，如果他的利益与你的不一致，那就别指望能如你所愿。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上被称为“激励不相容”，是威廉·维克里和詹姆斯·米尔利斯（张维迎的博士导师）共同提出的，二人因此获得了 1996 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张维迎与他的导师诺奖得主米尔利斯不难理解，很多改革措施走形或变形都源于“激励不兼容”：• 简政放权，无疑是断了官员的财路，官员势必阳奉阴违、躲猫猫；• 国有银行热衷于给国企放贷，是因为万一坏账了也没有政治风险；• 地方政府之所以对设立民企帮扶基金一呼百应，因为这可以扩大官员的权力和资源支配权；• 官员往往喜欢见效快的“运动式执法”而对见效慢点改革敬而远之，是因为马上可以看到政绩。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明白为何“好经总是被念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有位县级领导干部，思想解放、敢闯敢干，一身正气、敢于碰硬，但因为工作中有些失误，每逢提拔推荐时都有不少反对票，最终被安排到一个“近乎养老”的部门打发时光。而另一位干部，本职工作不管不问，见人嘻嘻哈哈极尽客套，结果推荐时“票数很高”，很快得到提拔重用。
这非常生动地说明，官员都是理性的，趋利避害是人的动物本能。
高级黑低级红的十种表现及防范应对策略
摘要：这种高级黑低级红思维，不仅误导了公众，更在很多时候成为一种搅屎棍，添乱，抹黑，撕裂，扭曲，树敌，用正面形式制造负面议题，没事找事，找存在感，用力过猛，授人以柄，在舆论场上制造舆情翻车的车祸现场。结合近年来相关热点新闻和舆情，盘点一下高级黑低级红的十种坑爹框架，我们应该怎么防范这些坑爹货。
吐槽青年出品 曹林｜文
中央在重要文件中提出“不得搞任何形式的‘低级红’‘高级黑’”，让这两个词又火了起来。想起以前我写过好几篇评论这种现象的文章，把相关内容梳理了一下，供朋友们参考，加强防范。千万不要低估了高级黑低级红思维对舆论导向和公共价值观的伤害，因为穿着“高级”和“红”的政治正确迷彩衣，绑架“政治大词”当护身符，用正义的动机掩盖逻辑、方法和手段的不正义，在价值观上有一定的欺骗性和迷惑性，“黑”和“低级”常常被遮掩。
这种高级黑低级红思维，不仅误导了公众，更在很多时候成为一种搅屎棍，添乱，抹黑，撕裂，扭曲，树敌，用正面形式制造负面议题，没事找事，找存在感，用力过猛，授人以柄，在舆论场上制造舆情翻车的车祸现场。结合近年来相关热点新闻和舆情，盘点一下高级黑低级红的十种坑爹框架。
高级黑低级红一种典型的表现是，反常识和反人情。常识思维应该是，多大的脚穿多大的鞋，应该是脚的舒适为判断标准。——而高级黑的判断标准则是，这只鞋代表着真理和正义，你只能穿这只鞋，不管你脚大还是脚小，脚大了就削脚，脚小了就凑合着穿，不穿这鞋，就是不爱国，就是不讲纪律和规矩。
苏州马拉松递国旗这事儿，不正是这种逻辑吗？无论你在干嘛，无论你是谁，无论什么场合，无论条件允不允许，递给你国旗你必须接，必须披上，必须供上，否则，就扣你个“侮辱国旗”的大帽子。特么，你以教科书方式黑了国旗，你知道吗？《国旗法》对什么情况下用国旗有具体的规定，你这样是违规使用国旗好不好。运动员在比赛中不得用任何方式去干扰，你这是破坏运动场秩序干扰运动员好不好。爱国旗不是一种僵化、绝对、拜物教式的形式主义，不是把国旗这种形式凌驾于一切人、一切场合、一切价值之上。
国旗值得我们爱，首先因为国旗是国家的象征，国家爱国民，国家保护每个国民，国旗也爱每个国民，给每个看到她的人以安全感和凝聚力。国旗爱人，她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下去干扰运动员，被人当成打人的棍子，被凌驾于人情和常识之上。爱国旗，就是爱人，爱国民，而不是用国旗去渲染对抗和撕裂社会。
高级黑低级黑，眼中只有一种抽象的理念，而没有人，没有人性。抵抗这货那货的街头暴力中，以“爱国”名义砸这个砸那个，生日本人的气，砸中国人的车，砸中国人的头，这些二货蠢货不也是如此思维？每一声爱国的口号喊得都冠冕堂皇正义凛然，可每一个暴力行为都在伤害着“爱国”这个词，更伤害着自己的同胞，伤害着国家形象国家利益。削足适履，把抽象的观念凌驾于活生生的人之上，低级得要命，黑得很惨。
俞敏洪一段时间很火，推他进舆论火坑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高级黑黑了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可能未来数年未必能填上的坑。
新东方的用户多是女性，俞敏洪本来可能是想夸女性的，吹捧一下自己的用户，谈女性对男人的影响力，能引领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女性强则男人强，则国家强。女性素质高，母亲素质高，就能够教育出高素质的孩子。但是这个蠢人，为了追求现场的娱乐效果，举了一个负面的案例，说，如果女生挑选男生的标准都是赚钱很多的男人，那么男人都会拼命去赚钱，如果女性堕落，就会导致整个国家的堕落。
这也是高级黑低级红的一种常见表现，举例不当，本想夸人结果反黑了别人，缺乏论证能力，本应该用正向论证“妇女强则国家强”的，结果不恰当地用了反向论证，把逻辑推向了反面，妇女堕落则国家堕落，使论点效果走向了反面。一句话差不多得罪了所有人，得罪了女性，得罪了国家，谁说国家堕落了？还得罪了男性，凭什么说男性就是被女性引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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